胡 杨 傲 骨
——记新疆网友胡杨林立 
文 存

 

　　胡杨是生长在新疆沙漠地区的特有树种，我在新疆野外测绘多年和胡杨打了数不清的交道。胡杨的特点是“傲”，傲得出奇，水草丰盛的锦绣江南远它而去，它却选择在风沙前线，抗争在死亡边缘，演绎着生命的不屈，为远方风沙之外的人们抵御着大自然的酷烈。它坚毅、自强不息、忍辱负重，孤傲不羁，精神不死。生，千年不死，死，千年不倒，倒，千年不朽，立得坦荡从容——胡杨林“立”！我爱胡杨在艰苦环境中的傲然耸立，它是我人生的榜样。作为中国国民应该有胡杨一样的傲骨，淡泊名利个人，可别小家子气。当然，作为自私自利的狭隘之人，为了掩盖其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他会笑谑为“大勺子”(新疆话“傻子”)，甚至不相信有这样的事。
　　我的网友胡杨林立就是“胡杨傲骨”的人物！是我在新华论坛相识的好兄长。他原名林治传，现年59岁，山东省文登市人，青少年时期在大连市学习、工作15年，文革后期在新疆工作、流浪30余年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会员、新疆报告文学研究会会员、新疆兵团作家协会会员、新疆兵团摄影家协会会员、新疆西部艺术研究会会员、新疆人体科学学会会员；乌鲁木齐作家协会、美术家协会、书法家协会、摄影家协会、诗词楹联家协会会员。个人作品专辑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）：小小说集《梦游》、杂文集《我是文盲》、 报告文学集《大西北的呼唤》等。

 

　　有朋友见到胡杨林立，并不觉得他有什么傲。他既不留长发，也不奇装异服，更不放浪形骸。他的言谈举止，谦和中带着豪爽，坦诚中透着幽默。几位朋友席间推杯换盏，敦实的胡杨林立不饮酒，不食肉，以清茶素菜代之。论起世事人生，他不愤世，不妒俗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泰然淡然，谦谦若有君子逸士风。人以为怪。
　　交往时间长了，才逐渐领略到他的“傲”。
　　回顾胡杨林立大半生的历史，不难看出，他的人生路上，留下了一串串不随流的“傲”脚印。
　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十几岁的胡杨林立属于重点保护的艺术苗子。在人人都吃“代食品”的三年间，他在学员班食堂里依然吃着大米白面，天天不断鱼肉水果。一次下乡支农，他看到农民吃的是玉米秆粉碎后掺进一点红薯面做的窝窝头。他忍不住鼻子发酸，偷偷地把自己的白面馒头送给农民。回城后，他主动要求把自己的粮食定量减少10斤，支援农村。在那粮食奇缺的年代，他的举动确实让人们大吃一惊。

 

　　胡杨林立的倒霉事多。六十年代初，他考入大连评剧院时才十几岁，从事舞美兼剧本创作。后来学习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领会了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、熟悉工农兵的重要意义。
　　后来，文化大革命来了。在学习“毛著”的高潮中，胡杨林立反复学习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之后，主动要求到农村长期体验生活，并且标新立异地提出停发工资，携带户口，同农民一样挣工分吃饭，名副其实地当几年农民。
　　翌年，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到了他所在的村子。他有机会认识了马季、沈彭年、石夫、黄润华等文艺界名流，跟他们学习相声、快板、歌曲、国画等创作。前后一年多，他恭执弟子礼，无所不学。
　　　这一次可是“傲”出了麻烦。后来，文化大革命中的大连文艺系统革委会认为：这种不带工资带户口的深入生活，全国文艺界没有先例，属于“自行离职”。一句话，将一名满怀赤诚之心的年轻文艺战士关在了文艺界大门之外。
　　所谓的方寸乾坤，对胡杨林立来讲，便是方块字里的乾坤，他这辈子注定要和文字打交道。
　　早在山东农村深入生活期间，他曾经创办了一个农村“文化室”，业余时间组织青年学政治、学文化、学知识、学雷锋。后来，文化室被社教工作队在全县推广，公社一级又相继建立了“文化站”，形成了县有文化馆、公社有文化站、大队有文化室的农村文化活动体系。在我的记忆中，那时候没有听说过其它地方有文化室、文化站。那么，胡杨林立所创办的是不是中国第一个农村文化室？ 我曾经在新华论坛主题征询过，没有说比他早的，至于是否确实，就无从考证了。
　　胡杨林立是专门找苦吃，他那时认为，仿佛苦吃得越多，出息就越大。后来，胡杨林立“雄关铁马走边疆”，来到新疆，立志要在新疆最艰苦的地方继续磨练自己，传播文化。他先到了一个农场的小煤窑里，经历着人世间最苦、最累、最脏的劳动。他在业余时间里，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，创办了青年“文化室”，带领青年职工学文化，学知识，学雷锋；在一次煤井下失火的抢险中，他奋不顾身，由于一氧化碳严重中毒，差一点一命归西。
　　尽管他在哪里都兢兢业业，尽管他也曾获得过“先进知识青年”的荣誉，在那个有权就有理的年代里，只要一次不按领导的意图办事，就免不得大祸临头。

 

　　吃苦不算什么，受委屈也是家常便饭。早在山东的时候，那时上大学不是考，而是推荐，革命群众推荐出来的人，才是有红又专的“工农兵大学生”。别以为那时当官的人觉悟有多高，腐败起来一点都不比现在逊色。1974年那次群众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，被农场里的头头偷梁换柱，激起了群众的不满，写大字报揭发领导，胡杨林立自然也是不满群众中的一员。领导动员胡杨林立“立场坚定地站在领导一边，带动青年反击给领导提意见的人”，并且许以高官厚禄。不料胡杨林立竟然“狗坐轿子不识抬举”，抱着他的所谓真理、原则死不撒手。最后，只能是“敬酒不吃吃罚酒”，在“反党委领导人就是反革命”的理论下，胡杨林立等60余人被打成“反党集团”。
　　那时候的“反革命”帽子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批下来的。农场的那一套，只不过是吓唬老百姓而已。然而，土皇帝的打击报复手段，使得那些口说无凭的“反革命”遭遇了比戴了帽子的反革命还要残酷的迫害。扣发工资，扣发口粮，酷吏们以饿死、困死逼他们变节投降。胡杨林立也难逃“法网”，被停止工作、停发工资和口粮达八年之久。上访期间，为了不拖累妻儿，他却同爱人协议离婚，一个人走上了漫漫无期的上访之路。从此至今，孓然一身。
　　不讲理的地方，林立必然是很失意的。后来，他只好远走他乡，投奔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哥哥，在乌鲁木齐西郊一个农场小煤窑里挖煤，深入到生活的最底层了。
　　熬过了最寒冷的冬天，胡杨林立被平反后，先后当过中学教师、文化馆员、美术社长，差不多在人生边缘上飘零了20年，至今还没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十几年搬过二十几次家，就是他人生际遇的真实写照。
　　人生在世，不得意处七八九。作家矫健说胡杨林立是自造苦境。据我看，如果说六十年代那次下乡当农民是胡杨林立少年时的第一次自觉，那么后来的一连串倒霉事便是身不由己了。毕竟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《怎么办》里的主人公，也不是冬游长江、自担天下大任的毛泽东。胡杨林立说到底是不放弃小善的普通人。

 

　　经历了漫长的八年上访路之后，十几年前，胡杨林立重新开始了文艺创作，并且成了新疆唯一的不带工资的职业作家。他的作品在报刊不断发表，独立的人格品性也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，新疆作家协会、报告文学研究会、西部艺术研究会、乌鲁木齐美术家协会、书法家协会、摄影家协会、诗词楹联家协会先后接纳了这个朴讷的胡杨林立为会员。
　　胡杨林立创作发表了许多小说、杂文及美术、摄影、书法、戏剧、曲艺作品。1997年，胡杨林立又怪得使人目瞪口呆——在纯文学陷入低谷时，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纯文学创作之路，成了新疆第一个不食国家俸禄的“在野作家”。也算是对坎坷人生的回报吧。
　　近年来，胡杨林立专注于文学创作。去年，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三本文集。一本微型小说集《梦游》，一本杂文集《我是文盲》，一本报告文学集《大西北的呼唤》。
　　三本书三种文体，却都是胡杨林立的风格——朴实。文如其人，不矫情，不做作，生活就实在些。据胡杨林立说，那些纯为谋生赚取稿费的作品没有收入集子里，恐贻笑大方。
　　从胡杨林立的作品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他的立足点牢牢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，爱群众所爱，憎群众所憎，讴歌真善美，鞭笞假恶丑。正如新疆文联副主席、著名文艺评论家王仲明先生所说：“胡杨林立先生的杂文，目光所急，几乎都是当代老百姓普遍关心的事情……因此，他的杂文作品，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。”（胡杨林立杂文集《我是文盲》序）
　　胡杨林立的微型小说，发表于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，有些篇章被多次转载。他已被《微型小说精选》杂志列入“当代微型小说百家”，是中国西部微型小说创作的主将之一。去年7月，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微型小说集《梦游》。
　　近几年间，胡杨林立还创作了数百万字的报告文学。新疆报告文学研究会会长矫健先生为胡杨林立的报告文学集《大西北的呼唤》所作的序中写道：“他大踏步地走出边城，走向荒漠，走向天山南北……”
　　胡杨林立主张，文不拘长短，都应当或多或少地给人以启迪。他反对那种无病呻吟、自我欣赏或风花雪月的随笔文章。他在《我是文盲》一书的后记中写道：“杂文往往是带刺的，那刺若是刺伤了人（不管有意无意），遇到懂法的主儿，是要向你追究法律责任的。因此，编辑不愿冒险发杂文，作家也就不愿写杂文。随笔可以没有刺儿，便显得格外可爱。有人喜欢在面条碗里卧着荷包蛋，而我的面条碗中，则每每埋伏着一枚野山椒！”

 

　　当我在别处了解到这些以后为之感动，叹惜坎坷不易。还有他没得铁饭碗，果实累累，不愧称沙漠上胡杨树。
　　勤奋出天才，磨砺得成熟，曲折造杰作，持久获丰收。我只巴望着能早日得位好嫂嫂，不然我难受。可他无暇顾及。
　　话来缘分，新疆是锤炼我多年的第二故乡，我的整个好年华都用在了新疆。没有新疆的生活，我不会有今天的养尊处优。虽然我也和胡杨林立一样的坎坷，但我是大自然的坎坷，是皮肉的伤疤；而他是人间的坎坷，是心灵的伤疤——这个味道难受，没有强的意志，克服不了。
　　再说缘分，胡杨林立是文登人，我老家是滕州，俗称山东大汉。滕州有我许多亲人，从小到大我去了无数回，我的老姑姑在那，我上学时的暑假多数是在滕州度过的。我家是因为中日战乱，我祖父去世，奶奶带我父亲兄妹俩先在峄城，后终于讨饭在邳州落户。然而兄妹还是失散，解放后我父亲找了三年才找到我姑的。
　　还说缘分，我在新华的热帖均有胡杨林立的捧场，然而新华的人太多，我一直没在意，直到那天我收到了他的第一封短信：“我们是同志，我三十多年一直在乌鲁木齐，南北疆基本上走遍了”，使我倍感温馨。随着而后愈来愈多的接触，和别的介绍，我才完全知道了他，并为他感动和为他的累累丰收高兴。
　　胡杨林立在作家论坛的签名是“把自己太看高了，便不能长进；把自己太看低了，便不能振兴。”
　　许多青年网友尊他为“一个入世很深的老师”，他难能受用、忙不迭地解释“不敢当，其实我是个吃百堑不长一智的榆木疙瘩。”
　　有女同胞为他动情难过，他说“妹妹心太软，比起那些抛头颅、洒鲜血的先烈，我那点磨难算什么。”
　　这就是我的好友——新疆傲木胡杨林立！向胡杨林立兄学习！

2005年8月9日

 

胡杨林立原作：

八 千 里 路 苦 行 僧
——经历磨难是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
胡杨林立

 

　　我出生在胶东老解放区，没见过打着太阳旗的日本鬼子，也没见过打着青天白日旗的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，因而没有受过战争的洗礼。
　　我家是贫农（在如今以贫为耻的年月，我也没有必要对家庭出身进行‘修饰’），一家八口人先后挤在两间半草屋中。我记事时，姐姐们已经出嫁，大哥当兵去了，家中只有父母亲和我兄弟三人，倒不觉得两间半房子有多挤。
　　我的父亲是个农村泥瓦匠,农忙时下地务农,农闲时外出盖房,在农村就算是能挣钱的手艺人了。但是,解放前没有自己的土地,因此无论如何也养不活六个孩子。我出生前,父母就将一个女儿送人做养女。丫头片子不值钱，听说只换了一斗高粱米。后来,我那个姐姐十几岁便投奔了八路军。
　　土改中，我家分到了三间房子和几亩地,就再也没有揭不开锅的时候了。那时候,尽管吃的是地瓜(红薯)和粑粑(玉米面饼子),很难吃到白面大米,但比起“半年糠菜半年粮”的日子,已经算得上是天堂的生活了。
　　 1955年,在大连定居的大姐和大哥,将我们全家迁往大连,我们都成了城市居民。
　　如果,从此后我顺从命运的安排,可能会一生在美丽的城市大连过着舒心的日子。后来的40多年中,我的艰难困苦大都是我“自讨苦吃”。
　　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,我是受保护的“艺术苗子”，饮食待遇远远高于不吃肉的毛泽东主席(当然,这是多年后才知道的)。有一次,我随剧团下乡支农,看到农民吃着玉米秆粉掺进一点地瓜面做成的窝头，喝着没有油水只有几片菜叶的清汤,却干着繁重的农活。
　　 我的心被震撼了。我含着眼泪，把自己的白面馒头换给农民吃。我说,粮食是农民种出来的，最该吃白面的是农民。回城后,我主动申请到农村长期体验生活,想写农村题材的剧本。我不听领导和父母的劝说,自己要求停发工资，携带户口，到农村踏踏实实当几年公社社员。
　　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。我吃着红薯叶子代食品,学着干一切轻重农活,几个月下来,掉了十几斤肉。劳动之余，我组织社员们学政治，学文化，学技术，学雷锋，排演文艺节目，创办了第一个生产队“文化室”。后来，农村文化室、文化站在全县推广。那是不是中国第一个文化室？我不知道，但肯定是全县第一个文化室。
　　我自愿放弃大城市的生活，放弃高于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待遇，从生活的最高峰猛然下降到最低谷。人们说我是个“膘子”（傻子）,别人都挖空心思想往城里跑,我却自己从大城市跑到农村来受罪。农民说的“受罪”，我倒能够咬咬牙受下去，受不了的是某些农村干部的作威作福。从社教运动到文化大革命,我一直和几个土皇帝斗。当然,倒霉的只能是我自己。人家有权有势有后台,又有宗族势力和帮派势力撑腰，想怎么整我就怎么整我。文化大革命中,他们竟然把我这个贫农子弟、共青团员传唤到五类分子堆里接受批判，让我也当了一把牛鬼蛇神。
　　更令人痛断肝肠的是,大连市文艺系统革命委员会竟将我的长期深入生活定性为自行离职,对我关闭了文艺界大门。我说，既然要我一辈子种地，那么我要求到人少地多的新疆去。
　　 1971年,我到了新疆。在乌鲁木齐西郊一个农场里,我的文学、音乐、美术、摄影专长大受领导的赏识。参加宣传队,创办文化室,我把个人的这些“财富”全部奉献给了边疆。70年代,阿里日报社要调我去当编辑,农场不放,说我是农场的“红秀才”。那时候不准挖墙脚，报社赵书记只好作罢。后来,新疆七一纺织厂宣传科要调我,农场还是不放人。
　　1974年,我刚红了两年,突然就变“黑”了。
　　在推荐工农大学生时,农场某些权贵人物竟然违背国务院指示精神,营私舞弊、偷梁换柱，将群众推荐的人选私下换成某“长”的侄子。
　　群众怒吼了。这种事,我自然是站在群众一边。领导找我谈话三次,许以入党升官之愿,要我出面瓦解、疏导乃至批斗“犯上作乱”的骨干分子。我绝不可能出卖真理，出卖良心，出卖朋友，自然是严词拒绝。结果,我被封了一生中最大的一个“官”——“反党集团总司令”。
　　当了这样的“大官”,随之而来的残酷迫害就可想而知了。扣工资是那个年带整人的通用法宝,非同一般的是还要扣口粮,包括我出生才几个月的孩子的口粮。那时候没有议价粮,这就等于开除了我们的国籍,不准吃中国饭。其它如隔离审查,投入牢房,威逼离婚等等迫害手段应有尽有。这就是后来“当代微型小说百家”林立简介中所说的：“由东北到西北，历经了人世间除砍头之外的种种磨难，但吃百堑不长一智,仍然傻冒一个”。
　　磨难与迫害,并没有磨平我的性格棱角,更没有使我变成随波逐流、见风使舵的“聪明人”,这就注定了我的人生路上还将有数不尽的磨难。冤假错案平反以后,我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准确位置，彷徨了多年,终于再一次自找苦吃，钻进了不合时宜的纯文学创作的牛角尖。
　　 这些事情,在《怪人林立》一文已有介绍(载1999年〈新疆作家〉)。
　　人生磨难是谁都不愿意遭遇的,既然躲不过,便应该于磨难之后，从中挖掘一些有用的东西,加以利用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,也就是说,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；反之，有一弊亦必有一利。磨难与迫害是坏事,而坏事也能从中发掘出三分有益的成分，譬如锻炼了人的意志。而对于文学作者,则是提供了博大精深的创作源泉。
　　在我的作品中,有相当多的篇章，时隐时现的渗透出磨难与迫害的苦水。虽然,我往往对这些苦水进行了深加工,使其苦中带甜、带酸、带辣,但它的源泉毕竟还是磨难深重的苦水泉。
　　杂文集《我是文盲》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有人喜欢在面条碗里卧着荷包蛋,而我的面条中,则每每埋伏着一枚野山椒”。这些野山椒的产地,大概就在苦水泉一带。
　　报告文学集《大西北的呼唤》后记中说:“我这个人嘴臭,朋友们常骂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……笔也尖刻,似刀,专寻浓血处发挥。年轻时学过中医,对三棱针针刺放血疗法颇有感悟。刺破了皮肉,痛是有些痛,但放点血之后,病就好了,善莫大焉!但是,身临其境,采访了那些战斗在雪山、荒漠、高寒缺氧、风沙弥漫处的边疆建设者和保卫者之后,我的尖酸刻薄的杂文笔法毫无用武之地,只能发自内心地讴歌”。是他们的磨难感染了我,引起自身磨难的强大共鸣。如果没有自身的磨难,这种共鸣必然是轻浮的。
　　作家只有亲身经历磨难,才能与别人的磨难在情感上充分融合；才能避免作品的庸俗肤浅；才能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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